作者|徐昂韩汉君

　　摘自|《传承—南开经济百年百人》

　　雍文远(1916—2021)，1939年4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43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经济系。1945年毕业于南开经济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47年赴美留学，次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上海商学院教授、院务委员会委员，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系主任。1958年转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1979年后，先后参加编写《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主编《经济大辞典·政治经济学卷》出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参加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工作。发表论文100余篇。论著(包括合著和主编)有《资本、利息和货币流通》《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社会必要产品论》《双重运行机制论》等。

　　雍文远先生长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学术探索，理论联系实际，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做出过许多贡献。1961年，他和姚耐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是我国经济学界在“文革”前公开出版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改革开放以后，主持并积极开展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等领域的实地调研和理论研讨，对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1985年，他主编了国家“六五”规划重点课题--《社会必要产品论》。1986年，该研究成果获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基金著作奖。他是上海地区政治经济学学科创始人之一。1991年，文远先生获国务院科研突出贡献政府津贴证书。2008年，获上海市学术贡献奖(终身成就奖)。1989年、1995年先后出访美国、俄罗斯。1985年离休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上海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

　　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1916年10月，雍文远教授生于四川省渠县，弱冠之年即怀忧国忧民、图强励精之志，因而勤奋好学，刻苦攻读。1937年11月，雍文远考入重庆中央大学经济系。从此，他开始了钻研经济理论的学术生涯。

　　1939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反共高潮的白色恐怖中，年仅23岁的雍文远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曾先后担任重庆中央大学地下党新支部宣传委员、总支宣传委员，代表重庆沙磁区委，负责联系重庆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南开中学等单位的地下党支部，参与领导重庆市沙磁区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3年8月，雍文远考人西南联合大学的南开经济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课程和硕士学位。他在硕士论文“庇古和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比较研究”的前言中写道:“资本主义比之封建主义来说，造成了庞大的生产力，但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富裕中的贫困，造成了广大的饥饿人群。”在结束语中，他又指出:“唯失业问题不产生于社会主义社会，而独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可见问题的本质与资本主义制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雍文远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于1945年10月至1946年9月，受聘为重庆中央设计局资金组副研究员;1946年10月至1947年8月，他又受聘为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47年秋，雍文远抱着亲身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情况的愿望，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就学。当时的课程设置大都是他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时已经读过的，因而有时间和条件大量阅读课程以外的书刊。其间他系统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一年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原著，以及在纽约出版的《华侨日报》(该报经常转载新华社新闻稿和《解放日报》社论)、延安出版的《群众》杂志等。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写下的硕士论文“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就是他刻苦学习和钻研马列主义原著的结果。

　　1948年夏，人民解放战争的炮声震撼了祖国大地，也传到了太平洋的彼岸。雍文远毅然决然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和舒适的生活环境，在美国各地进行了一番考察以后，于1949年1月回到了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3月，已在上海商学院任教授的雍文远，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积极参加了迎接解放的艰苦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与当时同样处于地下的民盟成员合作，筹办了地下进步刊物，发表了“论国际形势的两极分化”，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观点。

　　1949年8月，上海商学院成立校务委员会，雍文远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并兼秘书处主任。1950年，上海商学院改为上海财经学院，取消了校务委员会，改行院长制。孙冶方任院长，姚耐为副院长，雍文远任总务处主任。这期间，他还曾先后兼任该校的财政金融系主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在从事繁重的教学管理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同时，雍文远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教育工会文教部干事、上海市北区大专院校教育工会主席、上海市新经济学会理事、上海市财政金融学会常务理事。此外，雍文远还继续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试图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规律性问题。在50年代前期和中期，他发表了一系列经济论文。1958年8月，院校调整，雍文远从此一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基础。雍文远在学习所谓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两者在他脑海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冲突，促使其写了“马克思对失业问题的剖析及其理论模型”和“评罗宾逊:《论马克思的经济学》”。前一篇论文，从资本主义失业问题这一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失业问题早已从经济制度上做过深刻分析，还因为这便于结合评论西方世界当时喧嚣一时的所谓“凯恩斯革命”。而后一篇论文则对英国罗宾逊夫人所写的《论马克思的经济学》做了评述。

　　1949年后，中国的大学课堂里改用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雍文远感到资本主义部分的矛盾分析引人入胜，而社会主义部分平铺直叙，没有矛盾分析，令人索然寡味。时值1958年，正当大家苦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的时候，雍文远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启示”一文，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任务、研究方法，都应依据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来一番彻底改造。这是他试图用矛盾分析方法来改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早想法。

　　此外，他在1956年还写过一本《借贷资本利息和货币流通》小册子(新知识出版社)，对资本主义的借贷资本和利息、借贷资本运动的信用形式、股份公司和虚拟资本、信用制度下的货币流通做了研究。

　　1959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各省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编写会议，提出了突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传统理论框架、总结和反映我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指导思想。

　　之后，雍文远与姚耐、蒋学模等一起，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组织了上海的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集体编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这是我国自解放以来自行编写并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6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此书约有20万字，1963年再版，先后九次印刷。这本教材的社会反映很好，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大跃进’急操算进的教训”。

　　当时，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界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与之相比较，雍文远等主编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研究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鲜经验，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如何避免了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左”的偏向，从而使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带上了中国自己的特点。第二，增设了“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这一章，在论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成和形式以后，马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性质问题。用矛盾论观点和发展论观点研究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苏联教科书中所宣扬的形而上学论点。第三，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关系时，避免了传统的“特种商品生产”概念，同“商品外壳论”划清了界限。第四，增设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一章，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阐述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这一重要的基本原理，揭示了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历史教训。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党的这一号召调动了各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激发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展科学研究的热情。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雍文远写下“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在资本主义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两文，主要阐明了生产落后与社会主义绝不相容，要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界限;“正如列宁所说的，不应拒绝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好的管理经验，要在资本主义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1979年1980年，社会生产大发展的客观要求冲破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单一结构的束缚，出现了个体所有制和私营经济。这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层次所有制结构，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多层次结构相适应的。但有人认为这是退回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雍文远写了“从所有制结构看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一文，指明中国不是退回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正确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还必须经过中级阶段，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哥达纲领批判》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国理论界较早论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章，也为以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编写提供了时代的依据。以后，他又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一文，分析了这一基本矛盾和它的多种表现形式以及其中的主要矛盾，认为必须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继续向前发展。1994年，雍文远与孙怀仁主编的《经济大辞典·政治经济学卷》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孙冶方奖获奖成果--《社会必要产品论》

　　《社会必要产品论》是雍文远教授的代表作之一，出版于1985年，次年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在这项国家“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中，雍文远首次提出了“社会必要产品”(即V+M)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和经济运转核心的观点。经过我国经济20多年发展的实践，这一观点被证明是有生命力的。

　　1983年3月，在国务院全国经济学科规划小组召开的规划会议上，雍文远提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被列为全国“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这一年的4月9日，同经济学科国家规划领导小组签订了“议定书”。由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经济理论领域拨乱反正中的重大项目，同时承担此项目的还有四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珏、黑龙江大学校长关梦觉、四川社会科学院院长林凌。

　　政治经济学课题列入国家规划以后，雍文远把他所在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主要力量都投了上去。在课题组内，雍文远邀李鸿江、袁恩桢作为他的副手，成员还有王志平、曹麟章、童源轼、钱世明、张继光、罗宗、王国诚、朱懋庸、龚金国、杨建文、周建明等中青年研究人员，共14人之多。

　　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也是编书组负责人雍文远教授，满怀激情，深感是改革开放迎来了理论的春天，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观点进行理论研究了。始点经济范畴(经济细胞)、基本经济范畴(运转核心和全书红线)和全书的体系构思，是雍文远在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过程中牢牢抓住的几个重要环节，也是他最后形成“社会必要产品论”的三大支柱。

　　此书的写作大纲，基本上是根据雍文远教授多年来酝酿的思路而成，当然也经过大家的充分讨论而加以丰满。在酝酿写作大纲期间，雍文远、李鸿江与袁恩桢一起，还去无锡参加过一次“六五”规划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承担者交流编写思路与方法的会议，以吸收其他编写组的有益想法。

　　《社会必要产品论》198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提出的观点在学术领域的原创性有:1.突破了从革命与所有制开始，以抽象的规律体系为结构的苏联式的传统框架，提出了以商品分析为起点，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所构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2.构筑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经济范畴:十分大胆地以商品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围，即把商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把(V+M)即把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从这里显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自身特点;把资金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范畴，因为整个经济活动需要资金运作。这三大经济范畴提出，为当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现了新的生气。3.提出了双重经济运行机制概念。如社会目标与企业目标相结合的双重目标机制，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双重激励机制，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双重调节机制等，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或者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都是双重的。

　　《社会必要产品论》提出的原创性观点对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它是改革以来，也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首获经济学大奖的作品，从而获得了理论界的极大重视与影响。2.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商品为起点，为细胞，这一观点获得了理论界的极大关注，此后各地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很多也是从分析商品开始。3.基本经济范畴概念的提出，曾一度引起了理论界的研究热，究竟是以V+M还是M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经济范畴，曾引出激烈争论。4.双重运行机制观点，一度成为理论界的美谈。

　　该书以商品为社会主义经济细胞与研究起点的观点，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扎实基础。此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双重运行机制论》提出的双重运行机制理论，是《社会必要产品论》的继续深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运行，特别是把握经济运行的正确方向，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在雍文远等老一代学人的培育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逐渐形成了紧跟现实问题、注重实地调研的研究传统。早在“大跃进”的年代，有人指责当时的经济研究所脱离实际。于是，以雍文远为组长的13人调查组就去了河南省汝南县光明人民公社，开展实际调查。雍文远等人蹲点三个月，亲眼看到了推行极左路线，刮“共产风”的严重后果:敞开肚皮吃饭，不久就没有东西吃了，不得已而天天吃红薯，许多人脸都浮肿了。三个月的调査实践使雍文远和调查组的其他同志了解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他们在调查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中国农村在实行人民公社化后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还存在着“五大关系、三大矛盾”的社会问题。

　　从河南回上海后不久，雍文远又不辞劳苦，再次带队赴浙江农村调査经济问题。浙江作为沿海省份，历史上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即使在极左路线干扰下，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调节作用，仍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顽强表现出来。其中浙江富阳县的里山和灵桥两个公社属于半山区，商品率达到50%;桐庐县的新登公社是山区，商品经济更发达，商品率达到90%。此次调查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调查组写下了关于浙江省桐庐县新登人民公社和富阳县里山人民公社商品经济问题的两个调查报告，着重阐明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强调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社会生产的重要调节作用。

　　1959年4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联合在上海召开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全国理论讨论会。这是在孙冶方的建议下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研讨会。雍文远向讨论会提供了在浙江省所做的两个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并且在会上做了关于“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问题的一些看法”的发言，针对当时把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只局限于私有制条件下自发地发生的论点，阐明了他的不同看法。基于上述认识，雍文远还写出了“商品生产还要发展”一文。结合黄逸峰副所长赴苏北农村人民公社的调查、王惟中对上海市国营工商企业的调查，全所形成了11万字、共六份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关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及所有制的调查案例报告。在此基础上，由姚耐所长亲自领衔，撰写出3万多字的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

　　此次会议形成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仍然存在，并发挥着调节作用”的理论共识。《人民日报》对这次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做了如下的报道:“对这些问题开展学术讨论，对于从经济关系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城乡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公社内部生产关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对于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工作的水平，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于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从理论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也有积极的作用。”1961年姚耐、雍文远、汪旭庄还共同撰写出版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年，在孙冶方的带领下，雍文远参加了对上海国棉一厂的调查，写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可贵探索”一文。在调查中，雍文远等看到的国有企业被国家管得很死:原本应该用于简单再生产的折旧基金也要上交;基本生产资料统归国家计划分配，企业之间只得私自进行物物交换;机器使用长达三四十年不予更新，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成本利润核算，解释为“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广泛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对于雍文远形成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基本看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他在后来回顾说:"要说学术思想的发展，这段时期对我自己的教育最大。它使我看清了搞社会主义不能只有一股热情，还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尊重科学。在这个方面，我们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人抱负着重大的责任。”

　　随着社会生产的大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我国由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1983年10月，《社会必要产品论》编书组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北京等地举行了写作提纲的座谈讨论，又在广州、深圳、武汉、贵阳、昆明等地开展了实地调查，为该书的具体写作提供了现实依据。据雍文远先生回忆，当时中国处于体制改革的启动阶段，很多学术问题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上的重大理论问题，学术界的理论准备还欠充分。因此，深入的实地调研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手的真实资料，尤为重要。

　　此后，雍先生又写了“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两篇文章，探讨了这一转轨的客观必然性和所包含的理论问题。1991年，雍文远、袁恩桢又合写了《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一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此书的中心是分析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相融性，指出商品货币关系是内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中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真理的掌握固然重要，但对真理的进一步追求则更可贵。雍文远教授已于1985年离休，但在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拂下，在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仍以更充沛的精力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87年起，他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先后培养了16位博士研究生;与此同时，他又着手主持全国“七五”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研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雍文远的晚年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他立志在有生之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丰富人类思想宝库，再多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

　　2021年1月13日，雍文远先生溘然长逝，享年105岁。

　　参考文献:

　　江苏人民出版社编，《我的经济观--当代中国百名经济学家自述4》，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雍文远,《雍文远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杨建文，“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者”,《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8期。钟祥财，“《社会必要产品论》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