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书香，女，1914年3月 30日生于天津，原籍河北省故城县。2006年5月31日在北京病逝。我国著名的统计学家。1929年考入南开大学两年制预科班。1935 年7 月毕业于南开大学商学院，获得南大经济学学士学位。1935年秋至1936年夏就读清华大学经济系研究生。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经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7年9月至1940年2月在美国瑞德科夫学院(哈佛女校)经济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40年春回国。1940年至1946年任重庆大学教授，讲授统计学、货币银行学。1947年至1948年任燕京大学教授。1948 年至 1952 年任辅仁大学教授，讲授统计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1952年9月起先后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从事统计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兼任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常务理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北京市统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投入产出学会顾问。1993 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崔书香教授是一位在学问上孜孜不倦的进取者。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崔书香教授主要从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投入产出分析、国民生产总值的国际比较等经济统计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翻译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经济学》、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卡梅尔《应用经济统计学》等，组织翻译出版托马斯《货币、银行与经济活动》，并发表过多篇有关投入产出、国民经济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国际比较方面的理论文章。是改革开放以来把国民核算体系和统计学前沿理论最早引入我国的学者。崔书香教授的专著《国民经济核算》《外国经济学说讲座》等，都是当时在我国经济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具有轰动性效应的著作。崔书香教授在统计学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在学术界和统计学界具有很大影响，享有很高的声誉。

　　同学少年，南开体魄

　　在崔先生书桌的抽屉里，一直珍藏着一本小小的签名册。黑色封皮上用烫金字体写着英语“Autographs”(签名册)。这本签名册经历了数十年的沧桑、战争、动乱和迁移，里面许多内页的装帧线已经断裂，能保留至今弥足珍贵。更为珍贵的是里面所保存的内容。大部分的内容都是20世纪30年代崔先生从南开大学毕业前后，她的同学所给她的临别赠言。这些赠言凸显了那个时代中国有志青年、知识女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理想抱负，也反映出南大进步的教育理念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下面就是其中的几位同学写给崔先生的毕业赠言原件。令人遗憾的是崔先生生前没有对这些同学的来历与身份进行过介绍或说明。时隔多年，现在只能通过南大校友会去搜寻这些 30 年代的南开校友了。

　　南开独特的教育氛围培育出的年轻人，具有共同的思想理念，这使他们成为一辈子的朋友。崔先生最好的朋友都是她在南开求学时代的同学，包括她的丈夫陈振汉，以及叶逸芬、林筠因、陆祖桐等。得益于南开的体育教育，几位老人晚年阶段身体都相对较好。他们不仅一直保持联系，一度还经常在中山公园等地一起聚会合影。叶逸芬、林筠因、陆祖桐校友都晚于崔先生仙逝，均有 95 岁左右的高寿。崔先生本人在接近90高龄时，还会独自一人乘坐出租车外出。有时出租车司机会在出发前询问她的年龄，为了不给司机太大压力，崔先生总是风趣地说:“我下车时再告诉你!”

　　漂洋过海，赴美求学

　　1936 年崔书香随当时的恋人，后来的丈夫陈振汉先生一起乘船远赴美国求学。到美国后，陈振汉先生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崔书香先生则独自去了威斯康星大学，在那里攻读农经系硕士学位。1937 年结婚后，崔书香转学到瑞德科夫学院(哈佛女校)，用两年时间通过了四门功课的统考。据崔先生生前回忆，在哈佛念书时，老师只提供参考书，没有讲义，教学方式和当时国内高校完全不同。

　　当时的留学生活十分清苦，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都是边打工边学习的。当时美国规定最低时薪为0.35美元，这些钱正好可以够他们吃顿饭。为了节省，崔先生到外面吃饭时经常点一种名为ChopSuey的炒杂菜，因为这一个菜可以做到营养均衡，不用再吃其他菜了。以至于80年代次接待美国华的访问学者时，崔先生总要问现在的饭馆里还有没有ChopSuey卖。由于对20世纪30代美国的物价记忆犹新，她还要再问一下当前在美国喝一杯咖啡要多少钱。听完回答后，再以有些神气的口吻说:“我那时五分钱就可以去喝咖啡。”异国他乡的求学时光里，精神食粮的丰富让他们又感觉无比地幸福。不但哈佛图书馆的书库允许他们随便进出，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也向他们敞开大门。在美国留学时，崔书香教授和丈夫陈振汉进一步加深了同中国一大批留美同学之间的联系和友谊，这批留美同学回国后大都成为各个领域中新中国科技和学术的带头人。其中同为南开同学的郭永怀先生和夫人李佩就成了他们的终身挚友。郭永怀先生1956年回国后，崔先生经常和陈先生前往中关村郭先生的住宅拜访。

　　除了同中国同学的交往外，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们还结识了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时，崔先生的家和费正清家同在距离哈佛园很近的 Winthrop街道。费正清曾到他们的住处来看过，还曾自己开车邀请崔陈夫妇到新罕布什尔他岳父家的别墅去度假。这种友谊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加强。当时崔先生在重庆大学教书，费正清也于1942年来到重庆工作。老友相逢，崔先生夫妇经常与费正清夫妇聚会。尽管他们之间的联系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断了数十年，1982费正清仍然专门邀请崔先生夫妇访美，但因“胡娜事件”未能成行。他们之间书信往来一直没有间断，直至费正清 1992年去世。

　　辗转回归，报效祖国

　　1940年春，崔书香先先同刚刚取得哈大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丈夫陈振汉先生一起辗转回到祖国。当时美日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在上海的西方国家租界还在，所以崔先生和陈振汉先生首先从美国坐船到上海。然后从上海绕道香港、越南，再从陆路进入昆明。最后又辗转抵达战时首都重庆。随着艰辛的归国抗战的历程，一双拳拳爱国心，终于得到报偿。

　　崔先生于1940-1946年任重庆大学教授，讲授统计和货币银行学。在重庆生活期间，崔先生还结识了很多民主人士，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柳亚子先生在1949年初夏应毛泽东主席邀请，从香港北上北京参加建国大业，其间曾在崔先生北京东城的韶九胡同家中留住十日。为此柳亚子先生还写下了以下诗句称赞崔先生的干练:“赠崔书香、陈振汉夫妇:崔娘干练真无匹，陈子温文最有情。韶九胡同留十日，髯翁快绝冠平生。”(详见《柳亚子文集》，六月六日在韶九胡同有作二首。)

　　中央财经大学是崔书香教授任职时间最长的地方。学校始建于1949年11月6日，创办之初由财政部主管，历经中央税务学校、中央财政学院、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发展阶段，1996年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院系调整后，1952年9月起崔先生先后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从事统计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时兼任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常务理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北京市统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投入产出学会顾问。“文革”后期，崔先生曾到国家财政部研究室工作一段时间，1993 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崔先生在当时是中财唯一一位拥有海外求学经历，并且拥有两个美国大学硕士学位的学者。

　　1977 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在停办了十年之后开始复校之时，百废待兴。在学校创立初期，崔先生主要教授基础课之一的统计学。由于师资力量不够，她曾经一个人要教三四门课，包括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等。崔先生认为，在学校发展初期，更重要的问题是高质量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在关闭数十年后如何能迅速与国际接轨。面对这些挑战，崔先生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渠道帮助学校免费获得国际财政金融资讯和培训方面的资源。1982-1987 年期间，崔先生促成了学校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协议，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校园里建立了为期五年的世界银行培训中心。由世界银行出资并定期派出各领域里的经济专家到中心授课。通过这种方式使我们国内高校的老师以及部委的经济干部有机会学习到最前沿的理念和实践案例。同时也为中财培养了自己的师资和英语人员。中财复校后，师资短缺，知识老化。对此，崔先生用她与北大的特殊关系(家住在北大，受聘给北大学生上过统计课，受聘参加北大硕士研究生的答辩评委会)推荐并帮助中财引入了不少北大毕业的经济学研究生，他们也是 77 级、78 级北大的本科生，其中包括刘姝威等。此外还为中财推荐引进了在数理统计方面小有成就的潘省初老师。潘老师后来也是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

　　风雨大浪，乐观人生

　　崔先生在世92年，一保持乐观纯真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在她80高龄以后，总有人要好奇地问她多大年纪了。她很少会把自己的年龄直接告诉对方，而是以不同的方式让人去猜想。常用的回答方式是:“我是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崔先生生于一战爆发的1914年)她的回答除了要提示自己的年龄外，也暗示了她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从崔书香先生出生的1914年开始，她一生经历了太多的不平静。解放前的军阀混战、通货膨胀、贫富差异、国民政府的腐败让她选择了留在大陆人民政府与各民主党的真诚合作和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让她感觉到新中国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安定团结。她一生所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人民能安居乐业、没有战争和内乱的和平社会。

　　对于1957年以前的那段时光，崔先生是非常留恋的。尽管 1957 年陈振汉先生因六教授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蒙受降级、不能授课、下放劳动改造之冤屈，崔先生对陈先生还是不离不弃，坚信是非曲直总会搞清楚的，不会因一天下雨就担心天天要下雨。她认为，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社会总是会进步的。

　　1965年，崔书香教授跟随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到湖南武冈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四清”运动。1966 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很快也冲击到了崔先生的家庭。1966年8月就被北大红卫兵抄家。但崔先生并没有把这些身外之物放在心上。每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1968 年因自己的留美经历、资本家出身、“反动学术权威”等诸多罪名，崔先生被中财的红卫兵组织关进了设在中财校园内的“黑帮”营里面写“交代”材料和“思想改造”。每个月家属可探视一次，可以带一些换洗的衣服和食物。

　　1969 年，崔先生随中财的教职工到设在河南信阳马集的五七干校劳动直至1971年返京。在干校期间，除了干农活和生产劳动以外，一有时间她总爱教那些在干校的学龄儿童英文。时至今日，这些从干校回来的孩子还会说他们的英文是崔先生教的。崔先生后半生感到最为快活的事件和时光莫过于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1978 年年初标注为“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中央财金学院复校和投身于中财教育事业发展的80年代。

　　朴素人生，“经济学家”

　　尽管崔先生富家出身，“文革”前三级教授，每月享有 177 元的薪金，但一直保持着对己简朴、对人宽厚大方的生活方式。买香蕉时，她总是挑选熟透了的，回家马上要吃掉，按堆卖的最便宜的香蕉。鸡蛋也是买外皮破裂或打碎的处理鸡蛋。她总是说，除了搁不住，其他都一样。据崔书香先生的儿子回忆，由于节约，邻居半开玩笑地说:“你妈妈就是一个地道的经济学家。不知道什么是经济，看看她就行。”还有一件事情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李善同研究员讲述的。一次，年已80多岁崔先生前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谈事情，是自己让保姆陪着坐公交车去的，这让李善同研究员大为吃惊和不解。便问道，您为什么不坐出租车过来。崔先生的回答是:“我这样不是也一样过来了吗?坐公交车过来我可以至少节省 20-30 块钱。我用这些钱，补贴给我的阿姨，效益不是更大吗!”这番话诠释了经济中“经世济民”的核心理念。

　　对于自己的阿姨，崔先生一直视为自己的亲人、家人。在她们不能再在家里做保姆时，崔先生一直按月给她们发放一定的薪金直至她们去世。崔先生自己从不购买金银珠宝、首饰等贵重用品，也不买名牌名表。至于为什么，崔先生曾开玩笑地说:“用不着买名牌和真的金银首饰，我戴的手表、几块钱的塑料首饰别人都以为是真的或名牌。”此话一点不假。

　　相濡以沫，伉俪情深

　　崔书香先生以 15 岁的花样年华考入南开大学预科班，在那里结识了同班的陈振汉先生。1937 年，崔书香、陈振汉夫妇在美国芝加哥登记结婚。此后携手数十年，同甘苦共患难。在陈振汉教授所有生平介绍中，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提到他的贤内助崔书香先生;在陈振汉先生所有学生关于老师的回忆文章里，也都会提起豁达风趣，与陈先生伉俪情深的崔师母。

　　作为一辈子的伴侣，崔书香先生开朗坦荡，忠诚坚毅，在陈先生 22年的“右派”生涯中，她以巨大的信任和坚韧的隐忍，在生活中和精神上给予陈先生极大的扶持和慰藉。在家人眼中，崔书香先生和陈振汉先生的爱情可谓是传奇和典范。正如崔先生在生前曾经写道的那样，“我们70多年，不只是婚姻，更是友谊和患难与共的关系。我们的思想一直是相通的，彼此有深刻的理解”。

　　两位老人在90高龄之后身体渐渐不好。尤其是崔先生罹患癌症之后。但是，崔先生还是在坚持着照顾爱人的起居。后来家人担心她休息不好，要求两人分房居住。两位老人会在晚上临睡前互相送对方到卧室，来来回回很多遍。冬日午后，两位老人在阳台上晒太阳取暖，他们为了让对方多晒到一点阳光，会彼此挪动谦让许久。崔先生和陈先生牵手而行的背影，永远留在亲人的记忆中。

　　倏忽百年，南开情缘

　　2019 年正值南开大学百年校庆，崔书香先生也已经离世13年了。斯人已逝，音容宛在，情缘永驻。崔先生在生前曾经留言说，希望把骨灰撒在渐海里。因为，那里有她深厚的情愫和感谢。就像南开校歌开篇唱的那样：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汲汲骎骎，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作者|陈异颖

　　摘自|《传承—南开经济百年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