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贤能（1898—1983），浙江天台城关镇西门里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曾有“南马（寅初）北袁”之称。1921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入燕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一年得硕士学位；1922年赴美国留学，1929年获纽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在复旦大学担任讲师兼训育主任。接着执教于南开大学，参与何廉创建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应聘为燕京大学教授，1939年与几位同仁创办私立天津达仁经济学院，兼任院长。抗战期间，因抗日言行和拒绝出任伪职三次入狱。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主持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工作。其后在杭州之江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北京外贸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任教。

袁贤能具有深厚的古典英语和西方经济学说与国际贸易理论功底，著有《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导言》《伯拉图的经济思想》《亚里士多得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前的经济思想史》等，并有多篇重要论文散见各种杂志；译有《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人口原理》（合译）；并有《中世纪欧洲经济思想》（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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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农历戊戌年，这一年被中国民众所铭记是因为戊戌变法。这是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日薄西山前又一次试图向现代化进行转型。但不幸的是，大清体制已经病入膏肓，任何挣扎都注定只能是徒劳。

这一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在浙江天台城关西门里，一个男婴诞生了，对于农村普通家庭而言，这是值得欢喜的。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孩子如此资质聪明、禀赋优异，日后成为该县第一位留美经济学博士，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与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并称为“南马北袁”，他就是袁贤能。

袁贤能少时就显露出超出同辈的聪慧。初中毕业后赴上海人文生氏英语专科学校，后又转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就读，他觉得按部就班去完成大学教育，费时费钱，不是农村家庭经济力量所能负担。因此，他就选择闭门自修。

自修的地方在距离县城西门约五华里路程的赤城山，山上有一个山洞，名为忠洞，洞内可容三四张单人床。最初与袁贤能一起闭门自修的还有两位学友。三人上山，自己烧饭，过着苦读自修生活。而这两位学友只在山上住了一个星期，就感到难耐的寂寞和孤独，打起了退堂鼓。虽然袁贤能恳切挽留，勉强再住了一个星期。但山上清新的空气、宁静的环境终究还是没留住这两位青年，最后只剩下袁贤能一个人坚持自己的志愿，在山上苦读了两年之久。

这期间，他熟读大学经济系课程，为他今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山上苦读两年后，袁贤能准备赶赴上海，投考大学插班。动身之前，袁贤能与当时颇负盛名的圣约翰大学与复旦大学分别通讯联系。圣约翰大学的回复是只收二年级的插班生，而复旦大学当时的校长李登辉回信称，只要有本领，任何一班都可以投考。初生牛犊不怕虎，自信满满的袁贤能决定投考复旦大学。

这位复旦校长李登辉可不是日后闹“台独”的那位。李登辉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担任复旦校长的二十多年里，他为复旦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多有所成，其中担任大学校长的就至少有二十多位，其中不乏竺可桢、罗家伦等教育大家，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被世人誉为“人伦师表”。

袁贤能上复旦，还有一段小插曲。当他到复旦大学报名投考三年级插班生时，教务处工作人员却私下讥笑这个乡下野小子，认为他可能患了神经病。因为该校自创办以来，从未有过插班三年级的先例，他说他有李校长的回信。当事人告诉他去找李校长，只有校长答应，才可准其报名。他请门房转达请见校长，门房以“校长不在”的理由搪塞他。那时上海的大学生很讲究时髦，西装笔挺，皮鞋雪亮。他穿的是竹布长衫，布鞋一双，一股乡土气，门房瞧不起，似理不理，以为校长是不会接见的，故意留难。可少年时候的袁贤能偏有一股韧劲，觉得自己是从浙江天台特地来此投考复旦大学，一定要见校长，解决报考问题。他求见李校长先后七次，虽然每次都遭门房挡驾奚落，他却并不因此灰心，每次都留字条，说明求见之意。

当他第七次去复旦大学时，未见到老门房，却见到一个新面孔，他又将求见李校长的诚意重新诉说一遍，这位门房却与他聊起天来了，谈话很投机，所谈均是学术问题。袁贤能心想，这位门房了不起，思想清明，学识丰富，惊奇之余，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人。正在迟疑犹豫之际，不料对方却表明他就是李登辉校长。袁贤能又惊又喜，即随李校长至其办公室，李校长令他写一篇自传以及自修读书心得，字数两千字，以两小时为限。袁贤能不假思索，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已经超过两千字。李校长看过之后，表示满意，答应他下星期一前来报考，考试两天。

考后不数日，袁贤能就接到通知，邀请他参加在大礼堂举行的周会。当天，李校长在报告校务时颇为兴奋地说，复旦发生了一件大事，因为自创办以来，从来没有录取过三年级的插班生，李校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说：“袁先生请你走上来，让大家见见你。”袁贤能当时面红耳赤，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不敢冒失出列。李校长又大喊了一声：“袁先生请你走上来”。袁贤能这才恍然大悟，硬着头皮走向前台。李校长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你的书念得那么透澈，考试成绩很好，可喜可贺。”他看到考卷放在台上，李校长让全校学生都轮流去看，李校长还当众赠送了他一个别号——“问不”。孔子有一位得意学生，问而不能，能而不问。李校长的爱才之意溢于言表。当时全校师生为之轰动，甚至还有同学模仿他穿起竹布长衫来，掀起了一股子简朴风气。李校长对袁贤能真的是青眼有加。在毕业典礼上，李校长还把自己当年大学毕业典礼时所穿的学士衣帽相赠，这也是没有前例的。

袁贤能从复旦毕业后，就到了北平进入燕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一年后得到硕士学位，然后赴美国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在系统了解西方经济学说基础上，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其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道家和相关哲学流派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

攻读博士期间，同乡好友丁洪帆得了肺病，为了帮助他就医，袁贤能辍学，整天做工，以所得工资汇回国内，供其到莫干山等地疗养治病，也许是由于他真挚友情的感召，丁洪范的肺病在两年内渐渐好转，转危为安。

他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国，李登辉校长坚请他在母校任教兼训导长。于是袁贤能欣然应允。在上海教书期间，同乡往来上海的很多，时常有人求见借钱，无不慷慨解囊相助。有时袁贤能自己没钱，还陪着乡人到经商的朋友处洽借，这种“人饥己饥”的心怀与“克己助人”的德性，足见其人赤诚。

但可能袁贤能骨子里更喜欢北方淳朴的学术风气。1931年，转往南开大学执教，南开经济研究所由曾在重庆抗日时期担任物资局局长的何廉博士主持，当时是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名闻中外，该所出版的英文期刊《南开统计月刊》，先后刊登过“中国进出口物价及物量指数”“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外汇指数”等，这些统计资料对反映社会实际和开展经济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而袁贤能几乎每期都有研究专文发表，与方显廷博士同为该刊的台柱。由于内容丰富充实，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开大学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目标，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摧毁，袁贤能的家也遭到轰炸，文稿及归国时带的成吨的图书化为灰烬。袁贤能未能南下，依旧留在天津，后来转往燕京大学任教，最后燕京大学也关门了，他得到一笔资遣费。1938年袁贤能与杨学通、黄邦桢、张伟等人发起，在天津法租界创办了天津达仁商学院，他们共同出资，因陋就简，艰苦创业，目的就是在沦陷区培养青年人，让未能及时转赴后方的青年有求学的地方，并利用这所学校掩护我方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员。在达仁学院1950年班毕业纪念刊上，袁贤能题词：“我常将达仁学校比作一盏小油灯。虽在狂风骤雨中，却是仍能维持它的生命，并继续发光。”在此期间，他们还创办《经济研究季刊》，以此纪念和缅怀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研究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传播国外最新的经济和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

在日伪统治期间，日本人三番二次要袁贤能出任要职，但袁贤能不为所动，也因此遭受了日本人的打压折磨。从1941年至抗战胜利前，袁贤能三次被捕入狱，主要原因有三：一来向后方即重庆和晋察冀秘密输送学生。二来日伪要借助他在平津教育界的声望逼他出任伪中央大学副校长遭到拒绝，据说，日军还用蟒蛇缠在他的身上逼他就范。三来参加天津教育促进会的地下抗日活动，当时袁贤能关押地点是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在沙滩红楼的地下室，遭受“恶刑、毒打、侮辱和折磨”，后来经旧友、学生营救才得出狱。其实，袁贤能一向以“安静的读书人”自居，但是国难当头，不得不以一介文弱之身为民族抗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翌年南开复校，袁贤能回到南开大学，不想，国民政府却是巧取豪夺大肆搜刮，令他十分失望和反感。

1949年初天津解放，南开大学被新政权接管。天津军管会贴出告示，其中任命袁贤能为财政经济学院院长，而签署命令的是他的学生黄敬，即江青的前夫，原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父亲，时任天津军管会副主任兼天津市市长。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工作逐渐安定，似乎可以安心于学术了，但是袁贤能对于院长之职却颇感不适，一来事务缠身，特别是人事纠纷令其烦恼。二来，此时国家奉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经济学领域开始罢黜百家独尊马列，推行苏式思想体系和教育体系，这对于袁先生而言也是困惑。

比如，当时有一位丁姓教授，在解放前就比较进步，也知道一点马克思主义学说，解放后便洋洋自得，大谈其一知半解的“二马结婚”，即对马克思经济学说要用马歇尔的理论来补充。结果这位丁教授就与一位从苏联回来的教授发生了激烈争论。

类似于这样的纷争很多，让袁贤能萌生去意，才当了不到一年的院长就辞职不干了。为了远离旋涡，他联系到了杭州的之江大学任教，1951年举家搬迁过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又转到了上海财经学院。1954年，北京各部委组建院校，袁贤能所在的系整个被并入了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只好再次北上。

既然“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讲了，他转而从事商品学的教学。由于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西方学术名著，于是袁贤能在教学、培养学生的同时，继续从事西方经济思想史、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以他深厚的古典英文和经济学为基础，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早期英国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约翰·勃雷的著作《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重商主义晚期代表人物托马斯·孟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与人合译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主要著作《人口原理》，等等。“文化大革命”前，他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了《中世纪欧洲经济思想》，“文化大革命”一来风向骤变，此书也就此搁浅，所幸的是手稿得以退回。

“文化大革命”来临，袁贤能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整天挨批斗，也进了劳改队，当时他被罚清扫厕所。他对这样的工作都极为认真，甚至下手掏过堵塞的便池。曾经有过留学打工的经历，因此他清理过的陶瓷大便池也光洁鉴人，符合西方旅店标准。好在他已辞去职务，不是什么当权派，造反派也对他失去了兴趣。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军管后，人员开始被遣送往“五七干校”，袁贤能因为年老体弱留在了北京。

文革后期，袁贤能被诊断出胆道泥沙状结石，胰腺也有问题，发作起来很痛苦。唐山大地震时，北京老百姓都在户外搭建窝棚避震，袁贤能一家也缩在其中。夜间，临近的居民窝棚里经常能听到从袁贤能家窝棚里传来的呻吟声，足见其之痛苦。

文革结束不久，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要全面恢复，校领导给老知识分子拜年，询问是否愿意“出山”，袁贤能由于身体关系，还是希望维持退休状态。及至上个世纪80年代，袁贤能基本上终日卧床了，直至1983年去世。

学术圈内曾有“南马北袁”之称谓。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因提议进行人口控制而名噪天下。相比之下，袁贤能显得更为低调一些。

所幸,袁贤能先生的经济学研究，后来在其高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国际贸易学科带头人薛荣久的帮助下编纂成书《袁贤能著述文集》，基本上涵盖了袁贤能一生中较为重要的研究论著，也让后人得以一窥这位经济学泰斗深厚的古典英语和西方经济学说与国际贸易理论功底。

其经济研究大抵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中国经济和货币研究。其中包括袁贤能的博士论文《The Influence of Taoism and Related Philosophies o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The Alleged Influence of Maurice William on Sun Yat-sen》，《中国货币论考证》和《惠廉之孙中山与共产主义》。在博士毕业论文中，袁贤能介绍并评论了中国战国时期各大学派的争论，论述道家和相关哲学流派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在“中国货币论考证”一文中，袁贤能对中国货币的发展，从秦代到清朝乾隆年间的货币观点以及政策作了详细的考证。而在《The Alleged Influence of Maurice William on Sun Yat-sen》和《惠廉之孙中山与共产主义》两篇文章中，袁贤能就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间关系作了探讨。

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的欧洲经济史的研究。其中包括《经济思想史导言》《经济学》和《中世纪欧洲经济思想》。在《经济思想史导言》一文中，袁贤能论述了经济思想史的范畴、经济思想史的划分、经济思想的性质、研究经济学的方法等。在《经济学》一文中，袁贤能评述了重农、正统、剑桥等各个学派关于财富的概念，论述经济学的性质和研究经济学的方法，生产的意义；考察了生产要素的各种含义；国际贸易与国际价格等。《中世纪欧洲经济思想》包含四章，在第一章总论中，袁贤能论述了封建制度和宗教，早期教父奥古斯丁的经济观点，经院主义之王托马斯的经济观点；第二章论述了公正价格，托马斯的见解，他怎样为统治阶级辩护，公正价格论的结束，公正价格论的错误；第三章论述了禁止利息，托马斯的观点，禁令基础的动摇，利息的变相，喀尔文的反禁观点，莫林奈斯的反禁观点和禁令的命运；第四章论述了封建制度没落后的经济思想，封建制度的没落，宗教改革，路德的经济观点，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出现。

三是袁贤能对经济思想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和学派经济学说的述评。其中包括《伯拉图的经济思想》《亚里士多得的经济思想》《古代的自然主义》《基督教的精神与经济思想》《教会法典里的经济思想》《任诺风的经济思想》和《马雪尔的经济思想》。

四是袁贤能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有重大影响的学派和经济学家相关内容的研究，其中代表作包括《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的兴起》《凯衍斯在货币论上的贡献》《货币论的新发展》《凯恩斯的一般“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米德的国际贸易理论》《开因斯的国际贸易理论》等。

博览古今、融汇中西，这是那个时代杰出大家学术研究鲜明的特点,袁贤能也不例外。而除此外，他的研究总是能跳脱出经济学之一隅，站在哲学的高度来重新思考经济现象、经济思想，因而更有穿透历史的深度。

袁贤能指出，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人容易犯两个毛病：一是对于古代哲学家们的经济思想，都是断章取义的分割出来谈论，他们虽然都承认这些哲学家们的经济思想都是寄附在他们的政治、道德和哲学思想里，可是却只能顾到这样取割出来的经济思想，而忽略了这种断片经济思想在他们的整个系统思想之下所处的地位和关系。二是常常忽略这些哲学家们的基本哲学。

譬如袁贤能在研究柏拉图经济思想时，就提出要先研究透彻柏拉图的“真理”这个核心理念，由此来理解理想国及其中所蕴含的分工思想。针对美国的经济思想史名家汉纳（Haney）教授等提出的“柏拉图的分工理想就是亚当·斯密的分工学说的来源”这一说法，袁贤能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柏拉图所说的分工，主要目的并不完全是要增加生产乃是要人尽其才，达到一种至公的理想，换一句话说，他并不是要为生产而分工，他是要为公理（Justice）而分工。不过共和国不但要解析这种至公之道，并且还要想法使这种理想能够见诸事实。譬如共和国中所说如何去训练人民，如何去发展他们的才能，如何去分别他们的才能，然后可以按照各人的特长，去分配他们的职务，要做到这些事情，一定要借助于教育和考试，方能发展分辨各人的特长，而授以恰当的职务。所以卢梭说：“《共和国》一书并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作品，乃是一部超绝空前的教育概论。”亚当·斯密等所说的分工，既不是由于至公之道，也不是如上面所说的辨法，由政府去教育分别支配的，也“不是人类有先见之明，以为这样是可以致富的结果”。简言之，一个是统治式的分工，一个是放任式的分工；一个是由国家去支配的，一个是极端反对国家来干涉的；一个的动机是由至公至善的理想，一个的动机是由于自私利己的普遍心理；一个是以国家为前提的，一个是以个人为前提的。《共和国》的作者，好比是一个社会学家，他所最留意的就是社会的组织，如何可以因分工的缘故而改变。《原富》的作者，好比是一个企业家，他所最留意的，就是他的利益，如何可以因分工的缘故增加，换一句话说，就是要多赚几个钱。

诸如此类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的思考还有很多。袁贤能对经济思想的研究始终坚持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而对各种流派学说、学术方家观点也都信手拈来，为我所用。

在薛荣久看来，袁贤能的研究突出之处在于可以弥补和充实我国学术界对中古时代西方经济学和学说史、国际贸易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同时袁贤能在研究时注重联系中国实际，为中国指出了经济和政策发展的方向。因此袁贤能先生的诸多观点在今时今日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袁贤能之子袁相男在回忆文章《追忆家父》中提到：“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抗战前有一个近十年的黄金时期，家父留美归来后也赶上了这个时机，他的《中国货币论证考》等著作都是在这段时期完成的。1935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首次招收十名研究生——第一批经济学硕士，并选送国外进修。父亲作为研究生导师，培养出一些人才。可以说，这是他学术和教学成果最为显著，生活上最为愉快的一段。” 这是袁贤能的高光时刻，这一段时光正是在南开度过的。让人不禁想起一代数学泰斗陈省身曾经多次说过的话：“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

大师与大学，气质相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星辉熠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