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茹(1954--)，天津人，汉族，教育部马工程首席专家，南开大学英才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担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商会史学会理事、天津南开校史研究中心理事(副理事长)、天津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理事、天津市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等职务。科研成果曾先后获得天津市第五、七、八、十、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王玉茹是当代著名的经济史专家，在近代经济增长、价格史、企业史等方面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其主编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经济史》，2008年出版以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教材，在此基础上编写的《中国经济史》也是全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重点工程教材。

　　一、生平简历和工作情况

　　1、结缘南开中学

　　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南开人”，南开中学任教，到南开大学硕士、博士、教授、博导，一生和南开有深厚情缘。

　　先生出生在津门普通的工人家庭，幼承庭训，立志成为工程师报效祖国。1966年小学四年级，时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不得不中断正常学业，直到1968年秋得入南开中学念书，在复课和闹革命的不断转换中开始了初中生活。南开中学学风优良，史学大师何炳棣曾在学术传记《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评述，“南开是一所很好的中学，而且可能是近现代世界史上最值得钦佩的爱国学校”，“在世界教育史上已赢得光辉不朽的一页”。南开学校的创建人张伯苓先生创校伊始就注重德智体群的全面发展，主要目的在培养学生服务国家社会的能力，所以自始即提倡组织团体、发展各种课外活动，先生自小体现学霸气质，尤擅工科，因课业出众1971年春入选南开中学电子班，参与了南开中学电子车间组建工作，和二十几名师生一起，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生产出了三极管，先生也与电子班的同窗一道接待了首批来中国学校参观的外宾，也是南开学校培养学子“经风雨、见世面”能力的体现。

　　在电子班学习期间，先生已经展现了良好的组织和表达能力，结束电子班的学习和劳动回到班级后，在化学课任课教师因病不能授课时，先生作为学习委员毛遂自荐登上讲台为同学授课讲解“酸碱盐”，时任南开中学教务主任的安同沛先生慧眼识才，1972年12月先生中学毕业时，得安同沛主任力荐留校工作。1973年获得入天津市教师进修学院进修的资格，不过原本进修数学的先生，却阴差阳错被安排到了政教系，这个安排直接影响到了先生后来的大学专业抉择。

　　1977年，十年浩劫结束，中华大地数十万学子迎来了恢复高考制度的一刻。已经在南开中学任教五年的先生当时决定参加高考。彼时先生是教学骨干，且担任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只能在上课间隙、没有课的时间补习欠缺的知识。为提高命中率，初中毕业的先生不得已放弃了钟爱的理工科，高考志愿填报了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和历史系，凭借惊人毅力和坚韧的意志力坚持复习之后，最后被第一志愿：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所录取，日后从事了经济和历史两个专业的交叉学科：经济史，不得不说命运中有种机缘巧合。

　　自此，先生与南开的缘分从南开中学始，到入南开大学，至今已经延续了48年有余。

　　2、致敬经典：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史

　　先生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大学生。先生所在的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77级，亦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学习气氛十分浓厚。

　　先生大学时期的主修课程是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经济学说史。各路英才共济一堂，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对《资本论》的学习尤为认真扎实。也正是得益于本科期间对这部将经济学内在逻辑抽象得最精深的著作的透彻研读，使得先生日后在接触任何西方经济学流派时都十分得心应手。

　　在南开修读期间，系统的经济学理论训练课程中就有经济史课程。先生第一次接触经济史时，恰逢经济史学大家傅筑夫先生回南开讲学，听者众多而教室有限，学校不得已以广播形式向学生播放录音，先生则是为数不多聆听傅老当面授课的学生之一。也正是这段经历，影响了先生的学术兴趣，本科毕业时便选择了中国近代工业化问题作为论文题目，这也是先生对经济史问题有兴趣的缘起。

　　南开素有重视经济调查之传统，经济研究所最为突出。先生在校学习期间，即参加了由经济研究所丁世洵教授主持的解放前天津棉布小批发行业的调查，受到了进行调查访谈的严格训练。因其表现出色，丁老决定将先生纳入门下。然就在先生本科毕业前半年，丁老不幸因病离世，使得先生于四年后再获机会进入经济史专业学习。

　　3、名师引路，入经济史学殿堂

　　本科毕业之后，先生入天津商学院执教政治经济学。以努力进取为人生态度的先生，在执教三年之后，决意回到南开重新从事所钟爱的经济史专业。1985年，先生经过研究生入学考试，得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名家刘佛丁门下学习经济史。

　　八十年代中期，京津两地经济史研究大师云集，学术气氛浓厚。北大有陈振汉，社科院有吴承明、巫宝三、张国辉、聂宝璋等，可谓群星璀璨。彼时，我国经济史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由描述史学的范式主导，与国际经济史学界的交流也相对较少。刘佛丁教授尤其强调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这一主张使得南开经济史研究颇具特色和深度，可谓经济史研究的“南开学派”，也奠定了南开经济史学科当之无愧的国内一流学科之基础。

　　先生本科期间的经济学训练背景使得他在经济史研究之路上如鱼得水，入学一年后，先生便以“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发展”一文崭露头角，颇得刘佛丁先生器重。在刘佛丁教授的引荐下，先生得以利用暑假时间在北京遍访名家，收集相关统计资料，完成此文的后续修改及写作。每每念及此事，先生皆感念于佛丁教授知遇之恩。

　　1988年，先生以开滦煤矿档案资料为基础，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和经营效益分析”。先生的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Thomas Rawski(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对该文赞誉有加，认为该文“作为博士论文也是不错的”。后该文被译成英文发表于国际亚洲学研究一流杂志Modern Asian Studies第28卷第一期上(英国剑桥大学1994年2月出版)。

　　如果说与经济史名师们的交流奠定了宽厚的研究基础，国际化的学术训练则拓展了先生的学术视野。硕士毕业后先生留校工作，1989年10月底，由美籍经经济史专家顾琳教授(Linda Grove)引荐，先生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本上智大学和早稻田大学进行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比较研究，研究成果以Du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odernizationof Japan and China, 1880s-1930发表在The Social SinceReview第36卷第3期(早稻田大学1991年3月出版)。此两份重量级英文作品，开启了八十年代国内学者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发声之先河，也为先生的学术声誉奠定了良好基础。

　　1991年回国之后，准备攻读博士的先生已是经济史后起新秀。虽然开始系统研究经济史时已过而立之年，可谓起步很晚，正是凭借超乎寻常的努力和持续的钻研精神，得到了前辈们的肯定。当年9月，先生作为关门弟子拜入时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济史学界泰斗吴承明门下开始博士学习，此后三年，在学贯中西的吴老的熏陶之下，学问精进。1994年便写成博士论文“相对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通过答辩。据先生忆及，答辩委员会阵容中外学术名家荟萃，由时年82岁的北京大学陈振汉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86岁的南开大学杨敬年教授、77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承明教授、74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国辉教授、57岁的刘佛丁教授、46岁的TimWright(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为答辩委员会委员，先生均受教于各位前辈学人，也传承了他们的学术志业。

　　4、兢兢业业，共谱南开经济史华章

　　先生于1988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后，全身心投入在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之中。时南开经济研究所由刘佛丁教授主持经济史学科，先生便全力投入开展一系列研究工作。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是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第一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之一，1993年被确定为天津市重点学科，为国内经济史学科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先生留校工作以后，先后参与研究生课程设计、培养方案制定等教学工作，同时在科研上也丝毫不放松。

　　先生很早就意识到了学术研究国际化的重要性，于1997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首批资助再度赴日，到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参加了尾高煌之助教授领衔的“亚洲历史统计”项目的合作研究。八九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史学界，学者普遍重视历史资料统计，研究风格细致。“亚洲历史统计”是日本国文部省重点支持项目，研究对象涵盖亚洲所有国家，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处理大量数据和历史资料。南开经济史重视经济理论的传统，结合历史统计学大放异彩。先生作为该项目唯一来自大陆经济史学界的学者，与众多国际经济史学界的优秀学者建立了学术联系，为日后南开大学经济史的国际化打下了良好合作基础。也正是这一年研究工作的积累和学术同行的广泛交流，1998年先生获得了世界经济史年会资助，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出席世界经济史学会第12届年会，登上了国际经济史学的最高学术舞台，成为最早打开中国经济史研究国际视野的学者之一。此后，先生应邀出席了2002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第13届世界经济史年会，并于2009、2013、2015和2018年都分别应邀作为世界经济史年会分组主持人出席15-18届世界经济史年会，一次次带领学生、大陆同行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发声。2008年9月，更应美国经济史学会邀请，赴纽黑文出席美国经济史学会2008年年会，并在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伯克利和尔湾、哈佛燕京学社访问讲学，扩大了南开经济史学科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在中国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学界关注的今天，以国际化视角开展本土化研究，一直成为先生秉持的研究理念。也正是锲而不舍的学术精神，为南开经济史学科积累了宝贵的学术资源。

　　5、教学与科研并重

　　2001年，先生与经济学院的经济史学科同仁整合全校经济史学的研究力量参与全国重点学科的角逐，多年的积累终于结出硕果，2002年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重点学科;2005年在先生牵头下，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成立，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建设的平台，该平台在在继承和发扬南开经济史学科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保持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在国内外的广泛影响与领先地位。

　　先生也在南开经济师学科的教学影响力上投入很多精力。2006年，先生整合9所院校(南开、中央财经、山西大学、社科院、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的经济史教学力量，将其与刘佛丁教授合作创建的，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框架扩展到中国经济通史研究，成功地申报了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经济史》，2008年初推出了这部编写思路、内容、编写队伍组成等全新的教材，被国内众多院校选为经济史课程教材。2011年，先生以此为基础，申报了全国第三批马克思主义工程重点教材《中国经济史》，2017年教材完成编写和教育部评审，报国家教材委审查，于2019年初出版在全国高校推广使用。2005年开始，南开大学与多所院校合作的理论经济学科经济史教育教学研讨会已经召开了多次，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无论在经济史研究领域，还是在经济史教学和教材建设中都在发挥着国家重点学科的示范带头作用。在经济史人才培养方面，先生强调国际化、重科研训练。担任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期间，先生引进国际知名教授作为兼职博导，共同指导博士生，保持了南开经济史博士生训练的高水准;2016年，先生创办南开-格拉斯哥经济史workshop，定期举行两校合作研讨会，搭建了高水平的国家化学术交流平台。

　　虽年过花甲，先生目前仍全身心投入在经济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当中。对于经济史学科出现的新方法、新动态，也保持着高度关注，可谓一生精进，后学垂范。

　　二、主要著作和主要学术观点

　　1、主要著作和教材

　　先生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与刘佛丁合著)，《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刘佛丁等合著);《工商制度志》(与刘佛丁等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与刘佛丁等合著，任第一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以政府的行为分析为中心》 (与刘佛丁等合著)，《增长、发展与变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研究》，《世界市场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产业结构模式研究》(合著)《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等。

　　译著有马克·库克森著：《经济思想的力量》(ThePower of Economic Thinking)(与陈纪平合作)。顾琳著：《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A Chinese Economic Revolutio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Twentieth Century)。滨下武志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 (China，East Asia and Global Economy：Regional and historicalperspectives)。《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Tigers, Rice,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在经济史教材建设上，早年先生与先师佛丁教授合作推出之《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一书，自出版以后很快重印四次，在此基础上编纂的《中国经济史》教材打通了古代、近代到当代的经济发展，将先生所参与形成的利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宏观经济发展的框架做了进一步延伸，《中国经济史》(任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此后，2012年以此为基础，领衔编写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工程《中国经济史》重点教材，也即将付梓印刷，在全国推广使用。

　　2、主要学术观点

　　(1)运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统计、计量方法研究近代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先生运用近代中国的经济指数资料特对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重新评估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经济运行情况，最先提出了两次时间大战期间是旧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的观点。该论文经《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发表，立即引起了国际经济史学界的注意，被收录于1992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由著名汉学家Tim Wright编辑的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Recent ChineseStudies一书中. 先生也是这本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成果的论文集收录的论文中最年轻的作者。作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能够提出反传统的观点，离不开先生独立思考、思辨求真的治学态度，也更体现了南开包容、自由的学术风气。

　　(2)利用价格机制研究中国近代市场发育，尤其关注经济指数的研究。先生对近代中国生产要素市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通过资本、劳动和土地价格的变动，研究了近代中国的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填补了研究空白。其研究指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造成了国民收入在劳动、资本和土地之间分配比例关系的变化，较高的地租率和土地收益率与投资于工业的相对不稳定性不利于国民收入剩余转化为产业资本，决定了中国的资源配置向传统农业倾斜的状况很难改变，这使中国近代产业结构优化的速度落后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和日本。这一结论，在今天读来仍然充满了洞见。

　　(3)对近代中国存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论点提出质疑。先生收集了大量近代中国物价资料，通过对近代各类商品价格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得出了近代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快于工业品价格的发展趋势，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4)通过相对价格(地区差价、季节差价等)变动对近代中国市场发育程度进行了研究，解释了近代中国区域市场差异大、市场不统一，整体发育程度不高的原因。

　　(5)重新定义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周期波动。先生运用近代中国物价指数、外贸指数、生产指数等经济指数等统计资料，依据经济周期波动的状况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重新进行了划分。

　　(6)重新推算了近代中国的城市批发物价指数，对收集并重新编制近代经济指数资料开展了大量惠泽后人的基础性工作。

　　(7)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萧条，在美访学的先生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率先对现行的公司制度——股份有限责任制度提出质疑，2010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办之际，先生在天津电视台《先行一步》为“发展的新伦理，增长的正义”发声，2013年初发表《投资环境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有限责任制度发展的历史反思》对金融危机背后的原因进行探讨。

　　(8)其他研究成果。先生除了在物价史研究上造诣颇深之外，在宏观经济发展、企业史、金融史等领域的相关研究也硕果累累。如，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世界市场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产业结构模式研究”;主持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研究”，参加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典志·商业志》研究;参加编写炎黄文化研究会资助百卷《中华文化通志》之一《工商制度志》;编写中国企业家协会资助项目《中国企业史——近代企业史》部分。参加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课题“制度变迁与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制度的包容与变迁：比较经济史的视角”;承担了南开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立项--金融史。这些项目之外，也有很多跨国合作的研究项目，例如独立承担了日本住友财团研究资助课题“中日近代股份公司制度变迁比较研究”，以及参加日本鹿儿岛国际大学资助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东亚资本主义形成史研究”，并承担子课题----中国资本主义形成史以及与东亚国家的比较研究;参加日本国文部省资助南开大学与日本名古屋学院大学合作研究课题“有关中国的多学科体系研究”;也独立承担了日本铃溪学术财团研究资助课题“中日近代股份公司制度产生和发展比较研究”等。

　　2016年的时候，先生以此前对指数研究的积累，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经济指数的整理及数据库建设，利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数据资料，结合飞速发展的数据处理方法，建立公开数据库，体现了先生推动经济史学科发展的拳拳之心。

　　三、治学方法和经验

　　2004年初吴承明先生为先生的学术论文集《增长、发展与变迁——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所作序言中指出：“王玉茹教授是中国新一代的经济史学家。她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从资料比较集中的个案，即企业史入手的。80年代中期，转入宏观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研究;上世纪末，又致力于制度史的研究。这种由微观到宏观，由经济到包括政府行为和文化传统的制度史的研究，是适应当时的学术潮流，对一位青年学者的成长来说，也是十分有益的治学途径。”

　　先生的学术之路见证了经济史研究范式的两次较大转变，一次是从描述史学向结合经济理论研究历史;二是大数据出现之后“量化史学”的流行。在数次谈及研究方法的场合，先生不厌其烦的强调了史料真实、可靠的重要性，以及尊重历史、不能裁剪历史以适应方法的基本底线。这体现了一位学者对待科学的求真精神，做研究不媚俗、不浮躁，坐得了冷板凳，也经得起鲜花和掌声。也使得先生的学术风格兼容并包、适应性强。

　　先生承吴承明观点，认为史无定法，需要根据史料发展出适当的研究方法。作为成熟的学者，应能接受不同的方法和观点，这才是学术争鸣、共同进步之基础，先生这一思想，也与南开自由的学风密切相关。

　　先生提携后学，对于后辈所需要的帮助，总是不惜代价施以援手，甚至将自己积累的研究资料毫无保留的相赠。对于研究生的选题，先生坚持从学生具有的基础条件，以及对学术问题关注的兴趣出发，因为有兴趣才能专注，具备相应的专业基础条件才能把握要研究的课题，从而保证高质量的完成论文。在培养后学上，先生强调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先生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某一领域的专家，鼓励创新、扶植新人是一种义务和责任。专家的权利是神圣的，不是一种私利，行使专家的权利应该有一种宽阔的胸怀，客观科学的态度，不能仅仅以自己的好恶为判断标准。

　　先生不仅善做学问，也懂得生活，虽已过花甲之年，无论对学术还是对生活，依然满怀激情抱有好奇心。对于新兴起的通讯工具微博、微信都能加以很好的利用，和学生之间也毫无代沟。先生门下弟子众多，调皮的学生们便会经常借毕业或是节日之藉口到先生家品尝家宴。先生厨艺上佳，韩国留学生对她的创意菜——玫瑰排骨念念不忘;先生尤其擅长做红烧黄鱼和饺子，从和面到准备好馅料不超过三十分钟，弟子们七手八脚也会参与劳作，虽然作品经常惨不忍睹，但先生也从不嫌弃。北方飘雪时节，先生家里常温暖如春，师生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天南海北的弟子们总能在研究学习之余，在先生处享受到师门温暖。

　　先生为人坦荡，有君子之器，布衣之风;为学精进有恒，永不止歇。为人为学，皆我南开精神之真实写照。

　　出 品 人 | 刘禹东

　　主 编 | 刘 越

　　本 期 作 者 | 赵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