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鲁(原名杨尧田)，男，1924年生，中共党员，研究员，第五届南开北京校友会会长，1947年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1949年北京解放后，历任北京市委宣传部、政策研究室、办公厅干事、正副组长、秘书、市物价局副局长、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理论价格测算办公室主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研究员，是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组建的元老之一，是中国价格改草的重要推动者。担任顾问期间，他心系南开，重建了南开北京校友会，主持编辑出版了文革后第一部《南开在京校友录》，即使患病在家不便出行，仍然牵挂校友会建设，传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精神。

　　中国价格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1979年6月至1981年8月，杨鲁任北京市物价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顾问。1981年9月至1984年11月，杨鲁同志调任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理论测算办公室主任，1984年11月任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是在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当时认为，价格改革应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为此，1981年9月份，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主要任务是：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机构测算理论价格;调查研究物价问题，提出若干全面解决物价问题的设计方案;同时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对各种方案进行分析、比较，选择最优方案，下设理论价格测算办公室，杨鲁为主任。办公室下面设综合、农产品价格、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重工加工产品价格、轻纺产品价格、交通运输价格、商业服务价格、秘书行政8个组。

　　杨鲁是从开始就参与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组建的元老之一，是中国价格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在价格研究中心工作期间，杨鲁积极参与了关于理论价格测算的上述各项工作。尤其是理论价格测算中最为繁重、琐碎但又极其重要的基础数据的调研和收集整理工作主要是由杨鲁同志主持进行的，从企业财务成本表的设计、调查商品表具体品种种类的确定，他都亲自参与，并与各方面专家反复商量讨论。对参与调查企业人员进行培训以及最后调查数据的核实，以及最后研究成果和报告的审定，他都事必躬亲，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这方面他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他对于价格研究中心内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和研究工作的安排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破格晋升年轻的优秀干部，孜孜不倦地耐心辅导年轻人写材料。

　　1985年6月底，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等三个中心合并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杨鲁出任中心顾问组五个顾问之一，两任总理先后签发聘书。

　　在担任顾问期间，杨鲁主要负责价格改革方面的工作，对价格组撰写的所有研究报告都认真提出意见和修改建议，并亲自担任了《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研究》《中国石油价格政策研究》《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研究》等课题组组长，也较早地开始了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研究。

　　1989年，杨鲁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被评为研究员。

　　1993年，杨鲁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离休。

　　离休后仍心系研究工作。1995年—1996年，杨鲁还经常到所里指导工作，并建议市场所多到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调研，为西部振兴多做实事，并表示他也愿意更多参与。

　　曾为南开人，一生心系南开

　　杨鲁与南开缘起1946年。当年10月，杨鲁转至南开大学经济系读大四。进入大学后，立即在南开组织学生自治会，任首席常务理事，又担任南开“抗暴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1947年春，任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经济系代表会主席，当年还组织了“民青”，并任“五·二零”“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总领队，“六·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委员会秘书处干事。1947年夏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顾问期间，杨鲁也心系南开，投入了大量精力，克服了没有经费和专职人员的重重困难，重新组建了南开北京校友会，并出任了新一届南开北京校友会会长，亲自主持并编辑出版了文革后第一部《南开在京校友录》，现完整保存于南开学校北京校友会处。

　　杨鲁会长主持开展南开北京校友会活动期间，为解决经费问题，向企业家校友寻求赞助和支持，请校友出力承担具体工作;积极接待外地来京南开校友;请南开老校友讲述张伯苓、周恩来的南开故事，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和爱国爱校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

　　后来，杨鲁会长患病在家不便出行期间，仍然牵挂着校友会的建设和健康发展，推荐理事会人选，张文中校友后来接任了会长。

　　坦坦荡荡，无愧于心

　　无论工作还是个人利益问题，杨鲁以身作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楷模示范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杨鲁罹患癌症。病重时，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藏书和杂志都捐给了家乡的一所大学图书馆。 2010年4月1日杨鲁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坚持“不给后人添麻烦”，一再叮嘱子女，去世后不告诉亲友、同事，不搞任何告别仪式，直接火化，不留骨灰，交由殡仪馆处理。

　　坦坦荡荡，终了一生!